谁也没有想到,电视剧《跨过鸭绿江》在央视开播不久便收视连连破发,创下了近两年来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最高收视纪录。全剧豆瓣评分8.7,知乎评分高达9.0,被誉为“2021年第一爆款剧”。
近日,电视剧《渡鸭绿江》总编剧于飞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,畅谈该剧创作经历。
一开始很紧张
因为“建造”的过程太痛苦
于飞接到《闯鸭绿江》创作任务时,正在整理《巡检组》的剧本。于飞第一次接手这么大的题材,他说兴奋之后的压力“完全无法形容,就像是要去参加一场战斗的感觉……我准备牺牲自己,倾尽所有,放下一切,去战斗”。于是,接到任务后,他二话不说就离开了家,自费租了一间酒店,开始前期工作。“我想先熟悉一下,确定一下大方向。”
那段日子,他主要看资料。“能找到的资料我几乎都看了,包括老兵的口述采访、各种回忆录等,桌子上总是堆满了资料。”在一家酒店住腻了,没灵感了,就换一家酒店。余飞一换就是五六家酒店,每次都扛着一箱箱、一摞摞的资料。
总编剧除了创作具体内容外,还有一项重要工作,就是搭建框架、组织内容,承担起协调指导的作用。于飞坦言,在前期创作过程中,妻子王仪涵是他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助手。在中央电视台领导、编辑部及相关方的共同指导下,两人共同完成了前期最艰巨的策划和创作任务。
工作量最大的时候,编剧韩东加入进来,完成了剧本初稿一大半。后来因为疫情原因,拍摄延期,他们决定主动修改甚至重写剧本。这时候,需要更强的力量。编剧辛志海再次加入,在韩东的初稿基础上重写了30多集。此外,还有央视聘请的编剧郭光荣,在之前完成的剧本基础上,对主要人物的角色进行了大量补充……“初期是最紧张的,因为建设过程太痛苦了。”余飞坦言。
运用悬疑剧手法
效果出乎意料
电视剧《跨过鸭绿江》一经播出,收视率爆棚。有意思的是,很多年轻人一开始并不知道这部剧,但发现父母长辈在看,便纷纷效仿,特别沉浸于剧中。那么,写好主线剧情的秘诀是什么呢?余飞总结了自己的经验:“首先就是要充分掌握历史中的素材和细节,掌握了大量资料之后,最重要的是如何透彻理解史实。如何让同一个素材有开始、有发展、有转折、有结束?如何安排才能体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貌?”他反复思考如何搭建好结构,后来采用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时间顺序。每一个该出现的关键战役、重大事件,都自然而然地按照时间线索来安排。 “最重要的是在顺序和结构之间要有一个交错的戏剧规律,能把这些安排好,是编剧团队的功力,这也是大家说这部剧挺好的一个原因。”
余飞强调,写剧本时,本能地力求“好看”,也要在历史的夹缝中寻找一些“可以随心所欲地写,但又不违背史实的具体设计”。他本人就很喜欢一个细节设计:“彭德怀将军初入朝鲜时,深入敌后,却带着几个人,走在满是敌人的土地上,情况十分凶险。我们把重点放在了这个情节上:这一集,观众感觉像是在看悬疑片,觉得我们的彭将军好像身处险境,随时可能与敌人相遇,甚至看到敌人在跟踪他。我们和彭将军暂时失联,毛主席半夜发了三次加急电报询问,但彭将军身边的人都没有回答,气氛更加焦灼紧张。”事实上,剧中对悬疑剧手法的运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,不少观众都对这一集印象深刻。
让余飞感到为难的是,如何在有限的信息量下给观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。他想了很多办法来展现人物的故事性。后来,在设计特战英雄杨根思的剧情时,他尝试了虚实结合的方式。“没有必要把英雄大肆渲染,我们设计了一辆兵马金虎车,专门去战场找他。我们还带了杨根思在北京时的照片,想亲自送给他,给前线的战士们带来来自北京的鼓励。但很可惜,中间有些波折,照片送来的时候,杨根思已经英勇牺牲,最后也没见到照片。这种虚实结合,在现实中寻找想象空间,不仅没有胡乱捏造人物,也让人物有了更多可以回忆的东西。”
难忘的大学生活
我感觉只要呼吸里面的空气我就能成长
余飞记得很清楚,小学二年级时,在学写作文之前,语文老师让学生用“帮”字造句,他用“帮”字讲了一个故事,写了足足一页。“我早上起床去上学,路上看到一个老太太挑水,我就帮她把水挑回家,开头有好有坏,老师很惊讶,就拿给我妈妈看。我大概从小就发现自己很擅长写作,所以很早就下定决心要靠写作谋生。”
1996年,于飞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,来到北京读书。他特别感谢恩师朱向前把他招进文学系。当时,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作品,朱向前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去考试。但他还是固执地去了北京参加考试,成绩并不突出——因为当时主要看已出版的作品,考试只是考常识。但他回去之后,加急写了一篇中篇小说,并把这篇小说和自己以前所有的练习都打印出来,装订成书寄给了朱向前。爱才的朱向前当时是文学系的院长,在他的努力下,文学系破例录取了于飞。这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“走在校园里,和那些长相和能力都非常出众的同龄人生活在一起,总能保持一种特别兴奋的状态。不得不说,系里的文学氛围和艺术创作氛围特别好。我甚至觉得,一旦进入这个环境,哪怕什么都不做,只要呼吸里面的空气,就能有所成长。”余飞觉得大学岁月对自己的决定性影响,是开阔了眼界和心胸,让内心更加自由,将自己的理想提升到了更广阔的空间。他印象深刻的是在课堂上经常遇到各路大师。“能亲耳听到莫言先生这样的重量级大师的讲座,极其常见。”让他感到特别新奇和震撼的是,“这些大师往往对很多事情都有完全相反的看法,他们讲的课甚至是自相矛盾的。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角度看世界的方式。”
余飞还记得,刚入学时,电脑很少。他是文学系第一个拥有电脑的学生——一台巨大的台式电脑,用软盘作为存储工具,装着写作用的英文软件。让他兴奋的是,“到中关村只要几站路,就可以不停地换电脑,从台式机到笔记本,再到新笔记本。我记得当时中关村还是小平房,只要有人推荐新笔记本,我就会立刻跑去换新的,在那里换了至少几十台笔记本。”
转折点与质变
因为爱
大学毕业后,怀揣作家梦想的于飞,与同学有着类似的想法:先赚点钱,再回去写小说。他坦言,做编剧对自己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,尤其感谢当时带他入行的许庆老师。“他是电影学院毕业的,学电影的,当时在拍一些戏,我就想先试试,结果觉得还可以。后来发现,影视行业也很好,跟文学也有相通之处。”随着社会的发展,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,影视行业逐渐成为人们看到成功可能的地方。
如果说命运有转折,或者内在有质变,于飞意外地说:应该算是爱情。他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,“2006年左右,我和一群编剧在和甲方老板开同一个项目的会议,我对其中一个女编剧一见钟情。”他像孔雀开屏,拼命想要展现自己,“没想到激发出巨大的潜力,我记得很清楚。当时我在拍一部警匪剧,每一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小考验,每一集我都设计得很独特,人物和想法也很新颖,那段时间,我觉得创作上有了顿悟。”
在余飞看来,那段恋情产生的化学反应是他编剧生涯中非常关键的转折点,“以前的创作都是跟着别人走,但那一次,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好,以及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好。”
随后不久,于飞独立署名作品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便受到广泛关注,并荣获第23届全军电视剧金星奖、第28届飞天奖。之后,他与管虎导演合作了一年,这让他的创作面貌受到了极大的触动。“当时我写了一部电视剧叫《局外人》,讲的是社会方方面面的描写。虽然这部剧并不是很成功,但它让我对创作有了新的认识。我能明显感觉到,这位导演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。”
来自“听别人说话,完成任务”
走向生活
此后十余年,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自身修养的日臻成熟,于飞明显感觉到自己对编剧技术研究的渴望越来越强烈,“用一切新的创作思路和角度去追寻这种技术的过程,几乎是一种信仰。”
余飞认为,在《刀锋》这部剧里,自己达到了技术实验的顶峰。“当时从徐伟才的小说里摘录了一些人物和事件,我写了一个详细的剧情提纲,徐老师写剧本,整体架构和氛围、人物都是我重新设计的。最后的十集,我甚至自己写了剧本。在研究编剧技巧的过程中,那部剧是我个人运用技巧的极限,尤其是在结尾,一点都不落伍,整个剧情设置从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到最后都完成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完成。”
之后,他又一次遭遇瓶颈期。“这时候你需要有非常好的心态来支撑日常的储备、创意的储备。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健康的心态,可能撑不过漫长的等待期。”
《过鸭绿江》和《巡回检察院》两部不同类型的剧目一出,很多许久未联系的同学、朋友给于非打电话,觉得于非的创作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”。“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服从命令、完成任务,第二阶段是拼命钻研技术,那么现在第三阶段,我开始走向生活——《过鸭绿江》和《巡回检察院》都有生活、有大立意,也有完全不同的故事结构”,于非说。
余飞希望自己未来能拍出更多“信息量更大的复杂剧”。 “像《检察院》这样,它不仅是一部话题剧,也是一部行业剧、一部悬疑推理剧、一部家庭伦理剧。为了宣传最高检的一项制度,能不能说它也是一部广告剧?其实它完全就是复杂剧。为什么有人说一开始好像有点慢?那是因为信息量太多,所以有时候因为接受不了,所以感觉慢。我要‘逼’观众认同,让他们再‘勤奋’,一步步跟上,让他们体会到看剧的快感。现在,我要把复杂类型的剧做实。”
无论环境如何变化
对优质内容的需求从未改变
近年来,由于IP的爆发、网络与电视台的融合等诸多因素,传统编剧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很多人都问过于飞同一个问题:在行业寒冬、疫情冲击下,你是如何找到重心的?他笑着说,“当时也很纠结,想过要不要转型?要不要改编IP?要不要降价?但犹豫了一段时间后,很快就定下来了。我觉得不管行业怎么变,好内容永远是主体,会有需求,如何在好内容上下功夫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在了解了这个行业的基本规律之后,我心里还是有底线的。”
经过深思熟虑后,他决定涨价而不是降价。有趣的是,“涨价后我还是接到了更多工作。”他坦言,“我的创作方式不受大IP、大数据、市场、收视率的影响,还是自己研究,完善自己的编剧能力,完善自己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然后等一个好题材,来了就抓住,找到自己兴奋点和吸引眼球的点,把它们结合起来,再用世界上最流行的创作手法把它们融合在一起,使它们自洽。”
从业二十多年,余飞最深的体会是,虽然影视行业的大环境在不断变化,但实质的东西没有太大变化,对好内容的需求从未改变。“从大局看,我们每年都产出很多有艺术价值的作品,能触及社会深处。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外在的问题,但修炼内功很重要。再窄的空间,你也能跳舞。只要你划一条线,最窄的空间里也有一片天地。”
余飞称自己性格很直爽,处理任何事情都是直接、简洁。为了维护编剧在影视圈的权利和地位,他坚持发声,一度成为行业“意见领袖”之一。在他看来,编剧是影视圈的根基。谈及编剧在海报上签名的问题,他坦言:“影视圈人人都缺一不可,但有一个顺序,编剧是第一个,在他之后才有别人。这并不是要显示编剧有多高级、多重要,每个人都是同等重要的,没有谁更重要、谁不重要,但基本的顺序是不能颠倒的。编剧签名没什么好质疑的,是起码的公序良俗。”
我的生活很简单
只需几个步骤
余飞生活中没有什么爱好,几乎每天都在工作。他坦言,自己的自律源自几十年的生活压力。“我以前有很多爱好,上学时练过体育,唱歌也不错,在学校的比赛中拿过奖。但当我找到写剧本这条路时,我就放弃了其他的事情。没什么好后悔的。”从农村到如今,他始终有一种紧迫感,“我觉得要抓紧时间往前冲,要做得更好,做得更多。”
余飞一直喜欢在外写作,无论是在酒店大堂还是咖啡厅,他都愿意一边观察人来人往一边工作。他称自己对身边的各种事情很敏感,“我不会采取行动,但会记住、想象。比如在公交车上,旁边的人踩了我一下,我很生气,然后他瞪了我一眼,我也没敢说什么。但下车后,我不断想起我和他打架的情景,我们扭打到警局,我们出来后他又如何报复,最后我们一起在《华山论剑》里跳下悬崖的情景……我会不停地想很久。而且我从小就喜欢这样想,不是故意的,但就是忍不住这样想。几十年来,我习惯了这样想,这对我的创作是有好处的。当然,生活中有时难免会尴尬。”
长时间的创作会让人非常疲惫,很难保持创作的兴奋感。每当余飞长时间写不出什么东西时,他有一招永不失效的妙招:“放下手里的一切,出去走走,几乎每次出门,你都会想起要做什么——很多时候你想不起来,因为你缺氧。”
牛年,于飞步入五十岁,他坦言:“回首往事,我的人生很简单,只迈出几步,离开农村,以编剧为生,嫁给了一见钟情的人……”他觉得,人有时候就像蚂蚁一样,有的走了很远的路,甚至迷了路,回头才发现两手空空;有的扛着比自己重十倍以上的东西,最后什么也扛不住,身体越来越差……至于未来,是轻松搬起轻的东西,还是轻松搬起重的东西?于飞想了想说:“我会考虑怎么利用,发挥更大的能量。”
文/记者 李哲
照片由余飞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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